中國經濟正在失去幾年前熟悉的速度。
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7%，不僅顯著低于去年7.4%的增速，而且1.3%的環比增速也創出有數據以來新低。而即便是去年7.4%的增長速度，就已經是1990年(3.8%)以來最低全年增速。
面對中國經濟持續加大的下行壓力，政府用上了被總理稱之為“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工具：對小型微利企業進一步減稅降費。
“通過減稅降費，政府將決策的主動權交由市場。讓企業的錢留在市場，政府的錢變少，企業將多出來的資金用于新增就業、進行技術創新等，從而激發經濟活力。”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聶日明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
除了繼續“減稅”，還要主動“降費”。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認為，除了可以繼續提高小微企業減稅的上限，還要找出社會強烈反映的“稅負重”的訴求的真正成因。
“目前我國的宏觀稅負在國際上來說處于中等水平，卻出現了‘稅不重’而‘負擔重’的現象，其深層次原因在于政府收入秩序的混亂。因此，只有將目光鎖定在清理、整頓費與基金上面，才能在當前經濟下行、政府收入下降、稅制改革的背景下，找到為社會減負、釋放經濟社會活力的可行之路。”馮俏彬如此分析。
5月6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指出，要“深入推進收費清理改革，加快取締和停止執行沒有依據、越權設立或擅自提高征收標準、擴大征收范圍的收費基金，公布全國性、中央部門和單位及省級收費目錄清單。”
小微企業面臨“一窮三弱”
國家稅務總局所得稅司副司長劉寶柱表示，小微企業在稅收上的概念和其他部門略有不同，主要通過三個標準來判斷：一是資產總額，工業企業不超過3000萬元，其他企業不超過1000萬元；二是從業人數，工業企業不超過100人，其他企業不超過80人；三是稅收指標，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
之所以對小微企業進行減稅降費，是基于“很重要”與“有困難”兩個原因。
一方面，小微企業占市場主體的絕對多數，是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基礎。
國家工商總局全國小型微型企業發展報告課題組分析顯示，截至2013年年底，全國各類企業總數為1527.84萬戶。其中，小型微型企業1169.87萬戶，占到企業總數的76.57%。將4436.29萬戶個體工商戶納入統計后，小型微型企業所占比重達到94.15%。
小微企業對于緩解就業壓力也極為重要。國務院在日前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中指出，要“發揮小微企業就業主渠道作用”，同時給予了“小微企業新招用畢業年度高校畢業生可享受一年社保補貼”等優惠措施。
另一方面，小微企業的整體經營持續下行，給整個經濟帶來了壓力。
日前，由匯付天下與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共同發布的“匯付-西財中國小微企業指數”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的數據顯示：小微企業整體經營持續下行，全國有39.3%的小微企業營業額較去年四季度減少，全國盈利小微企業的比例跌至46.3%。在去年4月的博鰲論壇上發布的《小微企業金融發展報告2014》顯示，2013年間的小微企業凈利潤表現比較平淡。63.7%的受訪企業表示支出增加，小微企業凈利潤持平或下滑比例由上一年的57.7%上升到62.5%。
“小微企業是產業轉型升級的新引擎、是城市轉型升級的新力量、是創新創業的生力軍，卻面臨著嚴重的‘一窮三弱’的問題。”商務部研究院產業研究員沈云昌對法治周末記者指出。“一窮三弱”指的是：一窮：小微企業的創業者，絕大多數都是白手起家，即使是很多有專利或新技術的創業者，獲得天使投資的也寥寥無幾，絕大多數的小微企業的資金實力都非常有限，整體屬于“窮企”。三弱：大多數小微企業的創業者都經營管理弱、市場開拓弱、融資能力弱，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都有可能導致小微企業“死亡”，很多有新技術、新發明、新模式的小微企業，往往因為不懂股權配置、不懂經營管理、不懂市場營銷，最后都消亡了，小微企業的“死亡率”較高。
減稅也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工商總局個體司副司長張霞坦承，“稅費高”確實是當前小微企業發展中面臨的重大難題。
為應對這一難題，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了今年減稅的工作思路：繼續實行結構性減稅和普遍性降費，進一步減輕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負擔。
2月25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加大對小微企業和創業創新的減稅降費力度，擴大享受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范圍。
馮俏彬對法治周末記者分析，政府簡政放權的思路與經濟下行壓力，是推動“減稅”行動的重要因素。
事實上，從2010年開始，國家已多次擴大小微企業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實施范圍，持續加大對小型微利企業的稅收扶持力度。
這種“以減法換乘法”的治理思路，也逐漸顯示出成果。據國家稅務總局統計，今年一季度，享受所得稅減半征收政策的小微企業有216萬戶，減免企業所得稅51億元。享受暫免征收增值稅和營業稅政策的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共有2700萬戶，減稅189億元。兩方面政策總計減稅240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強分別在2月25日和4月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指出，對小微企業實施“精準減稅”，本身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僅限于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減稅也是其中的一種。不同的是，后者是政府將資金使用的主動權交由市場調節。通俗來講，減稅就是讓市場的錢變多，政府的錢變少，企業將多出來的資金用于新增就業、推動技術創新等途徑，幫企業渡過難關，如果經濟復蘇，未來的稅源自然也無問題。”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聶日明表示。
馮俏彬認為，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更應減少政府對于市場的干預。通過擴大民間投資領域，激發社會活力，有助于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形成經濟發展“雙引擎”。
執行力度被打了折扣
一位稅務系統的內部人士告訴記者，對于小微企業的征稅，在國稅部門需要繳納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兩大稅種。關于這兩方面的稅收減免，國家在這幾年也在逐步提高上限，以鼓勵小微企業的發展。
在增值稅的征收上，月銷售額的上限由之前的2萬元提高到現在的3萬元。《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小微企業免征增值稅和營業稅有關問題的公告》(以下簡稱《公告》)顯示，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和營業稅納稅人，月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3萬元(含3萬元)的，按照文件規定免征增值稅或營業稅。
在企業所得稅方面，2010年，國家出臺政策對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萬元的小微企業所得稅減半征收，2011年該上限擴大到6萬元，去年4月又進一步擴大到10萬元。今年，這一上限再次擴大到20萬元以內(含20萬元)，時限延長至2017年12月31日。與此同時，企業所得稅繳納稅率仍然是按20%的優惠政策，比正常稅率低5個百分點。
但小微企業主與專家都認為，這樣的效果仍然不夠。
《中國小微金融發展報告2014》中稱，自2013年8月1日起，國家推行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但56.9%的參訪企業表示未享受到。在2013年小微企業最希望政府推行的舉措中，“減少稅費”是最迫切的政策需求。
據國家稅務總局統計，2014年全國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減免增值稅營業稅優惠的小微企業共減免稅款612億元。
“如果對612億元減免稅額，全部按照3%的增值稅率或營業稅率進行倒推，也就是說小微企業被減免征稅的營業收入總額不過兩萬多億元，這也就是國家電網一家單位的年營業收入(國家電網公司2014年5月5日發布的2013年審計報告顯示，當期實現營業總收入約20498億元)。這樣來看，受益的小微企業還是很小一部分，免稅的力度還是不夠大。”聶日明對法治周末記者分析。
馮俏彬到地方調研時發現，增值稅和所得稅減免所帶來的優惠，只能照顧到很小的范圍，“我們調查發現，受益的小微企業多是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只要生意稍有起色，月收入超過兩三萬元很容易，而一旦超過上限，就享受不到減稅政策所帶來的優惠。”
“新的政策與原有的政策相比之下，優惠力度還不明顯；例如降低所得稅，如果企業利潤不高，影響就不大。”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怡建認為。
沈云昌更是指出，減稅的改革應當一步到位，對小微企業完全免除所得稅、增值稅和營業稅。“以此讓更多的小微企業成長成為中型企業和大企業，將會增加國家的大中企業稅基數量，會為國家帶來更多的稅收。”
除此之外，“減稅”政策執行時的偏差，也讓原本的力度打了折扣。
在河北從事鋼材生意的小微企業主李建(化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盡管政策的初衷看起來很好，但現在的經濟形勢不太好，地方征稅任務繁重，為了完成預定的任務指標，有時候會讓他們在賬目上“多盈利”，以收取更多的稅收。
“這就好像商場打折賣東西，先把價格提上去然后再打折，所以即使有減稅，也沒什么優惠。”李建無奈的對記者說。
江蘇省蘇州地方稅務局在對《公告》解讀時提到：“個別稅務機關仍然存在認識不到位、工作力度不夠、服務銜接不順暢等問題，導致小微企業優惠受惠面不高。”因此，下一步“要打通稅收政策落實‘最后一公里’，保證小微企業真正享受稅收優惠。”
在分析“減稅”政策打折的原因時，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怡建指出，雖然上面要求減稅，但目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地方征稅任務繁重，為保障和穩定財政收入、完成預定任務，減稅政策在實際執行中容易產生偏差。
“例如，中央明確‘營改增’改革中對稅負增長的企業進行財政補貼，但有些地方由于財力有限等因素，并未執行，導致企業遷移至有補貼的地方。”胡怡建說。
“減稅”之外還要“降費”
聶日明認為，減稅對于企業能夠帶來多大的福利，要看稅收在企業的負擔中占有多大比例。盡管當前中小企業和大企業的適用稅率結構基本相同，但是中小企業面臨的稅費比重相對其銷售收入和企業規模而言，尤其是表現在事實上的其他費和非稅負擔卻明顯重于大企業。
據了解，小微企業除了要向國稅部門繳納增值稅與所得稅以外，公司要繳納的稅費名目繁多，包括社保費、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印花稅、土地使用稅等。
“對于小微企業而言，社保和其他費用是小微企業更大的成本。”聶日明說。
在4月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有關部門負責人匯報說，2013年以來，中央層面累計取消、停征、減免了42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項目，每年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約920億元；而在地方層面，僅2014年各省(區、市)累計取消收費就超過600項。
會議決定，在全國范圍清理規范涉企收費，其中特別提到：“尤其要落實好對小微企業減免收費基金的政策。”
馮俏彬表示，就科學測算而言，目前我國的宏觀稅負在國際上來說處于中等水平。這說明，從稅收的角度探討為社會減負的空間都極其狹窄，特別是考慮到轉軌時期我國政府職能還將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保持較大規模和范圍、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水平還需進一步提高時，就更是如此。
“造成‘稅不重’而‘負擔重’的深層次原因在于政府收入秩序比較混亂，只有將目光鎖定在清理、整頓費與基金上面，才能在當前經濟下行、政府收入下降、稅制改革的背景下找到回應社會關切、為社會減負、釋放經濟社會活力的可行之路。”馮俏彬對法治周末記者分析。
“重點清理整頓那些設立不合理、管理不到位、使用不透明的費與基金，可以收到減輕社會負擔和規模政府收入秩序的雙重功效。”馮俏彬說。
